近代日本报界的沦落

（图源：图虫创意）

这些报道体现的“政治动员”和“宣传战”的思维即是战时“总体战体制”服从国策、大力维护“国益”政治动员的延续，也是近代日本报界内含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极度依附政府下畸形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学者对抗日战争的“宣传战”研究较为关注，成果也多。这些研究主要研究时间断限集中在了战争时期，而对于日本报界是怎样逐渐从明治维新时期争取民主政治的先锋逐渐异化为战争宣传帮凶的这一关键问题却鲜有关注。渤海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安平教授的新著《近代日本报界的政治动员（1868-1945）》，从政治动员这一角度切入，以丰富的日方资料为基础，详尽的梳理了从明治维新到二战时期日本报界从被动裹挟到主动参与战争的过程，并对二战后日本报界政治动员思维延续下来的表现和原因进行了分析。

《近代日本报界的政治动员（1868—1945）》

安平 |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2月

明治、大正时期的日本报界

根据安平教授的研究，日本“以文字社会为基础”的报纸媒体的起源要早于明治时期。17世纪初，大阪等商业发达地区就已经出现了近代民间报纸雏形“瓦版读物”。到幕府末期，德川幕府为搜集各国商船带来的国外消息而创办的《荷兰风说书》，被认为是日本近代官方性质报纸媒体的肇端。1862年1月，专供上层官员阅读的官方译报《官版·巴达维亚新闻》诞生。这是日本最早使用木活字印刷的报纸，虽然该报最终仅发行了23卷，但该报衍生出的《官版·海外新闻》、《官版·六合丛谈》、《官版·香港新闻》、《官版·海外新报》等一批新闻媒体，逐渐在江户等大城市公开发行。

日本早期的近代报纸大都带有“官版”二字。正如安平教授在引言中所言“近代日本报纸从诞生之日其即与政治建立了密切关系，是政治动员的重要工具”。具体来说，早期日本报纸的受众“并非寻常百姓，而是高高在上的大老、老中和若年寄们，或是有诸多特权的外国人”；另一方面其创办的目的是幕府“把报纸作为宣传工具，引导舆论，把激烈的‘排外论’引导为‘开国论’。”除以上各报外为了打赢与幕府的宣传战，“对抗‘佐幕派’报纸，使布告传达到人民中间”，1986年明治政府创办了官办新闻媒体《太政官日志》，并发行了《太政官日志》东京版。此外，在经济发达的开港地横滨、长崎，外国人利用治外法权的保护，也开办了一些英文和日文报纸，以供驻日外侨和外商传递消息，了解时事。

在幕府和明治政府之间的戊辰战争时期，由双方政权支持的各报纸“各为其主”相互攻讦，出现了近代日本社会首次“被迫短暂开放公共领域”，也在客观上“激发了民众对时局的关心”。明治政府一方除上文提到的官办《太政官日志》外，比较著名的还有官办《各国新闻报》和民办《都鄙新闻》；幕府一方比较著名的舆论报纸包括：《中外新闻》、《日日新闻》、《江湖新闻》、《横滨新报藻盐草》、《此花新书》、《公私短讯》等。其中幕府开成所教授柳河春三在江户创办的《中外新闻》是第一份由日本人自己编辑的日文报纸。

戊辰战争后，明治政府“深知报纸媒体的巨大影响力和利用不当的巨大危险性”，决定取缔幕府系的报纸。而对于原有倒幕派的报纸，政府认为其是“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因此在政策上大力扶持倒幕派媒体的创办。在具体措施上，除于1869年2月颁布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成文的新闻法《新闻纸印行条约》，从法律层面上对新闻业进行规范、扶持外，明治政府还在保持对报纸控制的前提下，“力图通过经济上支持编辑和记者的活动来强化与报纸的联系”。除政策扶持外，明治政府还鼓励官员参与创办报纸，甚至通过直接购买报纸的方式，来扩大和保障报纸的发行。

明治政府扶持报纸的初衷是“巩固政权”和为维新“开启民智、引导风尚、开风气之先”。但明治政府内部对于未来的政治设计并不相同，各方势力也并非铁板一块。1974年1月17日，因“征韩论”下野的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副岛种臣、江藤新平等8人联名签署了的《设立民选议员建白书》。该《建白书》于次日被官方媒体《日新真事志》全文转载。“御用官媒发出与政府不一样的声音”，引起了广大民众的极大兴趣，其他媒体也踊跃支持。该事件迅速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导火线”，也促使民权派媒体的诞生。民权派报纸主要围绕“设立民选议院的时机是否成熟，是否应该设立民选议院，在国民教育尚未普及的时候是否合适”等问题展开讨论，这些讨论不仅集中于精英阶层，也逐渐向下层民众渗透。

大正时期，日本自由民权主义者对抗藩阀政治的斗争愈加激烈。大正民主运动的思想和理论支柱是“天皇机关说”和“民本主义”。这两种学说的本质是重视民众的力量的基础上，弱化天皇在政权中的作用，有些激进主张甚至怀疑、批判天皇制。这引发了日本的右翼和军方的疯狂反对。

明治维新刚开始时，作为思想家同时也是创报先锋的中江兆民、福泽渝吉、德富苏峰等人，他们从日本本国利益，即所谓日本“国益”出发，首先想到的是在日本进行文明开化，他们主要宣传的是“西方文明、主张自由民主，从事精神启蒙活动”。但是当他们面对国内自由民权运动，国际上欧美以及清朝洋务运动带来的外部压力时，他们随即转向保守。对内，他们主张“官民调和论”、“脱亚入欧论”、“国权皇张论”以及“皇室中心主义”等保守理论，对外则力主对中国开战，对外实施侵略，推行军国主义的激进政策。其所办报纸也顺其自然的成为他们主张的舆论工具。

战时的日本报界

根据安平教授的研究，日本报界参与对外侵略战争，最早可以追溯到1874年日军侵台时期。《东京日日新闻》的从军记者岸田吟香跟随侵台日军，“充当国家主义的旗手”，向日本国内报道台湾风物和士兵状况。岸田吟香也被认为是“有据可查的日本第一个从军记者”。自此之后，从日本出兵朝鲜干涉东学党运动、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可以看到日本从军记者的身影。安平教授将战争中日本报界和记者的主要活动总结为“积极参与并周密策划、组织了很多大规模的战地报道，根据政府和军部的指令发布战况，控制、引导社会舆论”，“‘满足’民众对战争信息的需求；极力宣扬‘国权皇张’、‘举国一致’‘奔赴国难’，通过煽动国民的战争仪式、扩张意识，最大限度的发挥了战争宣传、战争动员作用”。

近代日本报界和报人参与战争归结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战前的舆论宣传和动员。例如在甲午战争前，《新闻杂志》、《东京日日新闻》、《东京曙新闻》、《评论新闻》等报纸“刊载了大量的政治家、论客和学者、商人的‘征韩论’”报道。为营造对清战争的必要性和正当性，福泽渝吉、内村鉴三、德富苏峰等知识分子和报人还亲自书写了大量时事报道和新闻评论，认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已经变成文明国家，而作为老大帝国的中国仍然是野蛮落后国家的代表，”因此日本有义务，也“有责任在东亚实施文明的输出，将朝鲜从野蛮中国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七七事变”以后，《大阪每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等报纸也大肆宣传报道所谓“中国人‘暴戾’、‘排日’”，并向日本民众征集军歌，煽动大众的战争情绪。在这些报纸的鼓吹动员下，日本国民被煽动起来。最终，日本普通民众在报纸的鼓动下被绑架进战争的列车。

其次是在战时派出大量从军记者报道战场情况。例如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期，《东京日日新闻》、《国民新闻》、《每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等报纸就在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支持下，派出大量从军记者，活跃在各战场进行报道。根据安平教授统计，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全国共有66家新闻社派出从军记者。这些记者着重宣扬“日军英勇紧急，清军不堪一击；日军对当地百姓和俘虏仁爱有加等”，其目的是“鼓动起日本国民的爱国心”，宣扬所谓的战争正义性和所谓武士道精神，从而“最大限度地争取国民的支持。”

再次是战时鼓舞后方支持战争。例如在二战后期，战争导致日本人力资源愈加匮乏，报界为了配合日本政府“为了国家生吧！繁殖吧！”的人口政策，发布所谓“充满健康美多产型翼赞美人十项标准”、“宝宝部队”等鼓励人口生育的社评。

当然，无论是在日俄战争时期还是“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报界还是会出现一些“反战”的声音，但这些声音普遍比较微弱，影响力也小，很快就淹没在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浪潮之中。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政府更是借鉴纳粹德国的总体战理论，在军部设立专门的军报道部，“统一领导战时传媒宣传。”到日本战败前夕，日本政府的宣传战领导体制更加完善，形成“大本营控制下的海军报道部和陆军报道部总揽了全国全部新闻宣传，通过陆海军省记者俱乐部统领全国各传媒公司”的完整新闻领导控制体系。

以上措施是日本政府在报界的常规措施。具体而言，依据对象不同，宣传战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中国的宣传战”，主要是用所谓的“大东亚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皇道文化”等对中国的文化人和上层阶级以及沦陷区的普通百姓进行欺诈性宣传和“宣抚”。另一方面则是针对日本国内的宣传战，将报界纳入到“国家总体战体制，宣传、鼓动国民无条件支持战争”。除常规性“宣传战”手段外，对南京大屠杀这种极端非常规事件，日本政府则采取了相应地非常规举措进行宣传战。根据安平教授的研究，日本报界的南京宣传战根据宣传对象不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针对日本国内民众进行“战胜宣传，宣传日军战功”；另一方面是针对外媒的大屠杀报道，进行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宣传。

在对日本国内宣传日军战功方面，指挥日军入侵南京的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在战前就非常重视战时宣传，1937年10月9日，松井在约见日本随军记者时就表达了“要以对付紧急事态的态度努力做好其通讯报道工作，并积极配合做好支持我军的工作”的意思。日军入侵南京开始后，为了报道攻入南京的战况，日本政府组织了100多名记者、作家到南京采访。12月1日，日本大本营专门对入侵战争的报道作出规定：“宣传谋略及一般谍报由方面军司令部所属少将负责。但报道以‘报道部发表’的形式，将另做指示。”在对外宣传的具体宣传纲要中规定：“应宣传帝国军队有纪律的行动、武士道的态度以及在占领地的仁慈行为。”

在上述规定要求下，包括日本著名文学家大宅壮一、木村毅在内的120名新闻、杂志、摄影师和从军记者随军进入南京城内。从军记者按照日本政府的要求，主要记录日军所谓的英勇事迹而对后来的大屠杀内容则鲜有提及。甚至一些从军记者、摄影师、作家与评论家“按照军方的指示，虚假报道南京秩序恢复，掩盖大屠杀暴行。”有些报道更是把罪行累累的日军描写成“中国老百姓箪食壶浆笑脸相迎”的“仁义之师”，把侵华战争美化成“建立王道乐土”的“圣战”。对于英美、香港、新加坡等地媒体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日本政府不仅严格封锁这些报纸进入日本本土，并且日军还想尽办法封锁南京城中屠杀消息的外传，以减少其所谓外交上的损失。

战后的日本报界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日本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有从心底承认“投降”。日本天皇的《终战诏书》中未出现投降、战败字样，“也没有承认对外发动的是侵略战争”，丝毫没有反省侵略战争的意思。同样，日本报界在战后也没有被彻底追究战争责任。安平教授认为：“日本报界的战争责任问题，是日本报界在对外侵略战争中协助政府和军队，开展政治动员、实施宣传战的责任问题，即通过狂热的战争宣传、细致的战胜报道、虚假的欺诈性宣传，以及直接组织战争动员活动将国民和国家引导进入战争状态的责任问题”。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战后日本从天皇到很多普通民众并不认为对外战争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亦即战争的自省程度并不深刻，这从裕仁天皇的《终战诏书》可见一斑。这一现象同样出现在日本报界，例如1945年8月15日，《朝日新闻》在刊登天皇的终战诏书时，还配发了《一亿相哭之秋》的社论，安平教授认为这一社论“一亿相哭”的对象并非是战争中的“牺牲”，而是“对不起天皇和天地神明”，与战时论调并无二致。其次是二战后包括日本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接受、采纳了驻日盟军司令部的“太平洋战争史观”。这种史观“完全以美国和西方国家利益为基础、以美式价值观评价日本侵略战争”，“只追究军部为中心的‘军国主义者’的战争责任，而把天皇、宫中集团、财界人士、新闻界人士等作为‘稳健派’与‘军国主义者’的对等势力看待”。这样与日本政府战争追责息息相关的报界追责就被忽略。最后就是冷战爆发后，美国迅速调整了对日政策，将日本作为反共、防苏、抑华的桥头堡进行扶持，驻日盟军司令部也最终于1946年3月全面停止对日本的战争追责问题。

追责不足使日本的报界保留了大量的右翼势力残余，再加上日本报界中精英阶层一直秉持的“国益”为中心的报道方向，最终导致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报纸上不断出现美化侵略历史、宣扬“皇国”史观，标榜“拯救日本沉没”“恢复国家尊严”“对中国说不”等否定客观历史的报道。这些报道体现的“政治动员”和“宣传战”的思维即是战时“总体战体制”服从国策、大力维护“国益”政治动员的延续，也是近代日本报界内含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极度依附政府下畸形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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